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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从占中到修例风波 揭示香港社会深层次问

时间:2019-09-10 13:30 来源:未知 作者:温都水城

(原标题: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社会福利优化改善)

香港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增速渐趋放缓,产业趋同化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依赖以金融业与高端服务业为主,开始转向寻求多元经济支柱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从2014年“占领中环”违法抗议活动、旺角街头暴乱乃至现今修订《逃犯條例》的社会风波,都揭示了解决香港“泛政治化”社会矛盾、重在发展民生的迫切性。

采取有效的社会政策举措,化解社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香港社会走出困局与动荡的基础。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所形成的各种利益矛盾,是影响社会和谐的焦点。香港2016年的基尼系数(0.539)远超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警戒线(0.4)。

香港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行业、阶层之间,资本越来越来垄断收入分配,劳动力要素越趋边缘化。尽管中央政府给予了香港强有力的支持,但由于香港社会没有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受惠的主要是商界和有固定资产(持有房产)的既得利益阶层,基层市民在劳动力市场只能是“长尾”,加剧了香港“劳动收入与固有财产”的二元化结构与“劳资双方”的结构性矛盾。

在初次分配层面,香港约四成的劳动力(约为130万人)属于月收入在1万到2万港币之间的“在职贫穷人口”,这些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刚毕业进入职场的年轻一代(包括大学与其他职校的毕业生)。

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8/19全球薪资报告》,香港在2007至2018间的实质薪资成长率仅为0.1%,位列亚太地区倒数第二,远远落后与内地8.2%的成长率;在再分配层面,这类群体因无法享有福利救济金,而成为“夹心阶层”(香港俗称“N无人士”)。

扭曲的分配制度,加上民生政策停滞不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诱使乱港分子与反对派政党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煽动社会对立,增加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

住房与医疗等难以满足民众需求

在“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理念下,香港的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与公众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住房与医护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轮候需时漫长,是香港公共安老院入住、公立医院就诊、公营房屋租住等多项政府资助服务的一大备受诟病点。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目前约有4万名长者轮候政府资助的安老院舍床位。2016年,逾6000名长者在轮候安老院舍床位期间离世,显示公立床位短缺严重,明显供不应求;人口老龄化同时带来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公立医院“看病轮候久”,急症室平均轮候入院时间超过15小时。加上2017年,全港公立医院门诊集体涨价,皆反映出香港现行医疗体制正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资源短缺的困境。

据新华社报道,面对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医院管理局和多间非政府机构一直致力改善本地的临终关怀服务。9月6日,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听取市民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和病人在居处离世的临终关怀的立法建议,时间截至今年12月16日。

另一方面,2017年,香港第八次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其所奉行的自由市场让买房投机行为猖獗,高企的房价使过半数市民难以“上车”(拥有私人住宅),只有49.2%的家庭拥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即使特区政府提供的租金低廉的公共房屋单位(简称“公屋”),由于申请门槛甚高与土地供应不足,而难以满足公众需求。截至2016年底,约有15万宗公屋申请,普通家庭平均轮候时间长达五年,而全港则逼近21万人蜗居于不足100尺不足且租金高昂的迷你“劏房”单位,遭受恶劣的居住环境。

有鉴于此,9月6日,特区政府推出数项民生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宣布收回土瓜湾春田街、崇志街等多条街道附近的土地,将重建用于住宅用途。这有助于缓解住宅紧缺现象。

民生福利事务缺少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在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事业领域,香港社会一直缺乏以“社会保险”理念运作,由政府、企业、雇员三方供款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依赖单一的个人责任本位,而非社会共同责任本位的福利供给模式。

目前,香港的养老保障以仅能覆盖受雇人士的强制性私营职业退休保障制度(“强积金”),替代能惠及全民的退休金政策。在世界银行所提倡的养老保障五支柱中,香港社会长期缺少现收现付型的“第一支柱”(公共养老保险)支撑。

再者,香港社会福利署建立以关爱基金为首的津贴发放机制皆为一次性非制度化补助,所推行的“低收入人士津贴”“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计划均难以令困难群众获得长期救助,只用作短暂性的舒缓措施,而非长效化的扶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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